日本 -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报告文学，最先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从此之后，志愿军广泛地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后此篇文章从初中语文教材删去。
自2021年上学期，部编版新教材在七年级下册课本（为第7课）又重新编入《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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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边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冈，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冈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冈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了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更重要的，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头——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的营长向我叙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是，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心，不，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21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冈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微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原来是炮兵连的。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冈上哭。原来她的房子被炸毁了，她在山里搭了个窝棚，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调到步兵连去，正好步兵连也需要人，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阻击敌人的日子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了火，火又盛，烟又大，使人不敢到跟前去。这时候，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滚滚的浓烟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得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小孩的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儿啊。他穿着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儿乱蹬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屋子里的家具什物也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了进去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一声，我就使劲往外拉，见她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流下来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白衣染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跳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战士们是怎样想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再比如蹲防熔洞吧，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遛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这点苦又算什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啊？”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什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一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地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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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巍巍写的东方。
到现在都一直感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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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身边的历史－－李爷爷的一生
作者：王丽婷
著名作家魏巍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生动地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不畏强敌，英勇顽强，敢于牺牲，不辱使命的英雄赞歌。60多年来，战火硝烟虽已散尽，那13位烈士的英名，却永远铭刻在中朝两国人民的心中。然而，这13位烈士中，其中的1位并没有牺牲，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就是我要讲述的主人公－－我的邻居：李玉安爷爷，人们称他为活着的“烈士”。
在饥寒交迫中不屈抗争
1924年，李玉安爷爷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吴坎村，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由于战乱、天灾、封建剥削，一家人竟无有立锥之地。稍长大些，他就随着奶奶和5个兄妹讨饭度日。后来流落到河南省台前县居住。1939年，日本鬼子在关里“招工”到伪满洲国（东北）修公路，说是每天工钱一元钱。16岁那年，他就被骗到东北的牙克石、博克图修去北安的公路。干了7个月，1分钱也没给。劳工们一怒之下砸碎工具，将监工痛打了一顿，便逃离了工地。后来，李玉安爷爷跟着工友们迁到黑龙江省巴彦县西集镇农村。
在革命战争中骁勇善战
1946年5月，巴彦县开展了土改运动，李玉安一家也分到了土地。这一年，李玉安爷爷在巴彦县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不久，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踏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征程。在对敌作战中，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在四平会战中，他荣立一等功。在辽西会战中，立大功。平津战役中，又立战功。渡江作战中，再立一等功。后跟随四野部队一直打到广西，先后荣立10次战功。
1950年10月，李玉安爷爷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副班长，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11月30日清晨，他所在的3连在松骨峰阻击南逃的美军2师第九团。100多名只配备步枪、机枪、手榴弹的志愿军战士，面对拥有几十架飞机、几十门大炮、十多辆坦克的摩托化部队，血战8个小时，打退敌人5次疯狂反扑，毙敌600多人，敌我损失约6：1，为志愿军“装口袋”聚歼这股逃敌立下特等功。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解放军某部《军史旁编－第七集》这样记载着这场战斗：“炮击过后，一个营的敌人从三面平涌冲锋……一排只剩下6个人，熊官全打完最后一梭子机枪子弹，李玉安打完最后一排冲锋枪子弹，两个人端起没有子弹的枪支冲入敌群。6个人同敌人厮杀、扭打，杀伤几十个敌人，最后光荣牺牲”。战斗中李玉安代理排长指挥作战，因胸部中弹，流血过多，昏死于战场。战后著名作家魏巍采访时，把他误作烈士写入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实际上，李玉安并未牺牲，当晚苏醒后被朝鲜人民军一个司号员背到附近一间民房里，后被志愿军某部收容救治，辗转送回祖国。在武汉陆军总医院对他进行了两次胸腔手术，他为重返朝鲜战场，恳求医院定为三等甲级残废。由于病情严重，医治了一年多，伤愈后转业回到家乡黑龙江省巴彦县。
在平凡工作中恪守党性
李玉安爷爷因伤复员后，几十年来一直隐功埋名，继续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始终保持着一位老战士、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作风。
1952年7月，组织上按普通复员残疾军人，安排他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粮库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松骨峰战斗时，他是二排副班长，战争让他的前胸和后背都留下碗口大个疤。刚到粮库时，领导见李玉安伤情挺重，就安排他当了粮库警卫。后来本地工和外地工常闹矛盾，党支部就决定把他调去整顿。他给工人们做工作，最终使矛盾化解。
李玉安性格耿直，工作认真，不怕艰苦。干得最长的岗位就是检斤员。常有一些售粮户想占国家便宜，要求他检斤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秤多给算一些分量。有的给他送猪肉、粉条之类的礼物，有的要把马槽子放在粮车上过秤，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说：“我是农民出身，粮食检斤既不能亏待农民，也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啊”。20年来，经他手检斤11亿斤粮食，从没出现过差错。粮库的领导和售粮户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老李就是一杆公平秤”。他这种廉洁奉公，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不正体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吗！
他们家人口多，全靠他的工资维持，生活十分困难。可李玉安从没有向组织伸过手，而且总是把好事儿让给了别的职工。复员时的月工薪仅有46元，1965年涨到52.50元，1974年涨到59.50元，直到1980年退休。他的残疾等级，因种种原因，当时只定为三等甲级，一年残疾金仅30元。“文革”后涨到70元，1988年涨到108元。仅靠这100多元的收入，维持一个8口之家的生计，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40年来李玉安从未向组织上要过救济。1978年调薪时，大家都认为李玉安该调了，他也清楚这是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调薪机会了。可他却把名额让给了另一名生活困难的同志。
38年间，他家只有3件“家具”：两个旧木箱，一个装粮柜。他也只穿过两条棉裤。在他退休之前的近20年，他家除了年节，几乎不吃细粮。粮本上每月供应的几斤细粮都串换给别人买了。他算了一笔细账：粗细粮之间每斤能差八九分钱，用细粮换粗粮，每月能省好几元钱。豆油对他家来说也是奢侈品，来了客人才吃一点，省下油全送给借了人家的钱却又常年还不起的朋友了。
看到他家生活清苦，党总支讨论困难补助时，有人几次提出应补助李玉安，可身为总支委员的李玉安却总是极力提其他有病有灾、生活困难的职工。
他家住的房子是解放前盖的土草房，半截已沉进地下，房顶离地面只有1米多高。一下雨，全家人就得淘水。就这样的房子，李玉安却一声不吭，住了近30年。这期间，粮库曾两次分配新房。一次是1964年，组织上决定给他两间新砖房，他想到有那么多年轻人等房子结婚，先给他们吧。1976年分房时，又给他新房，他对组织上讲：有那么多新职工都是奔房子来的，让给他们吧。给我点草，我那房苫巴苫巴还能住。于是，粮库这位“开国元老”成了无房户。谈起这40年的清苦生活，老人承认：“我这大半辈子没享着福。”但他从不抱怨，对自己的高风亮节从不后悔。他常说：“想想牺牲的战友，我知足。”
隐功埋名，虚怀若谷
1960年，李玉安爷爷担任粮库检斤组组长，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1980年退休。他对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从复员到退休，16次被评为粮库的先进工作者，多次被评为粮库优秀党员，还当过县财贸系统的劳动模范。
李玉安知道自己被当成烈士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天，邻居的孩子在课堂上学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课。放学回来就问他：“李大爷，《谁是最可爱的人》课文里的李玉安是你吗？”他摇摇头说：“那是重名重姓。”这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写进书里了。1964年，他到县里换残疾军人证时，遇到曾在一个部队的老战友王久海。王久海爷爷十分惊讶地说：“原来你还活着？都以为你牺牲了，追悼会都开了，纪念碑也立了，魏巍的文章里也有你。”回到家里，他特意让女儿念了初中课本中《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听着听着，松骨峰战斗一个个悲壮的场面，牺牲战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全浮现在眼前，他激动得眼睛湿润了。女儿觉着有点蹊跷，就问：“书上的李玉安是不是你？”他还是摇摇头说:“重名重姓的多着呢，打听打听再说吧！”
1983年春节，全家人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诵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听后，儿女们一致要求：“爸，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李玉安。你应该找组织说明身份，说不定还能给咱点照顾。”李玉安脸一沉说：“找什么找，不许给组织添麻烦！”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条命都是党给的。我负了伤，党派4名护士护理我，小勺就放在我嘴边，什么时候咽下去，另一勺又伸过来。没有党，我活不到今天。我有什么权利向党再要什么？”
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时，他说：“我张不开这个嘴。我怕人家说自己吃老本。再说，你的成绩都写出来了，组织、人民没有忘咱，够意思了！”他总认为：“我能活下来就很幸运了，比起朝鲜战场上死去的革命战友，我算个啥？他们的功劳比我大。活着的就得对得起死去的，生活困难一点，可比起他们，我知足。”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和幸福观。
“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隐功埋名40年了，为了儿子当兵一事，李玉安不得不暴露身份去找原部队，这也就成了全国“爆炸性新闻”。
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李广中，1989年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当兵接父亲的枪，是李广中最大的愿望。而当时的征兵条件，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由于不够条件，就缠着父亲去找原部队当兵。李玉安实在没有办法，1990年2月中旬，拿着残疾证和一本编有《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初中课本，来到了住保定的第38军，找到了原部队。说明身份后，接待的人员惊呆了，马上向部队首长报告，经过38军史办主任亲自落实，确定了他的身份……李玉安活着的消息传开后，整个 38军沸腾起来了，部队团以上首长亲切接见了他，并向黑龙江省有关部门通报：“李玉安同志是我们部队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部队首长代表全体指战员赠送他两本军史书籍，扉页上分别写着:“赠给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我军创造历史荣誉的英雄李玉安。”“赠给创造‘谁是最可爱的人’荣誉的英雄李玉安同志。”李玉安爷爷只觉得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部队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只是把我说得太高了。”消息传开后，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黑龙江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李玉安的事迹，《人民日报》发表了“无名价更高”的评论文章。
1990年4月，“活烈士”李玉安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魏巍家。魏巍端详着这位身穿中山装、满腮白胡茬儿的老人，惊喜地说：“李玉安同志，想不到你还活着！”李玉安激动地说：“活着，活着，这不来看您啦！”为儿子当兵这件事麻烦了组织，他心里很不安。他问魏巍：“我提出让儿子当兵，是不是过分了？要是过分，我就收回来。”魏巍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不过分，这完全是应该的。”两位老战士，一直谈到午夜。魏巍把一部《魏巍散文集》送给了李玉安，书的扉页上题写着：“赠松骨峰战斗光荣的参加者－－李玉安同志：您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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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开炮！”《英雄儿女》中的“英雄人物”王成，手持爆破筒冲入美军之中同归于尽，其悲壮成为中国一代人的情结。
2016年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援朝66周年纪念日，人们的思绪再次被拉回那场悲壮的战役中去。
蒋庆泉，王成的原型。这位银幕上的“英雄”现实中却命途多舛，在炮火中，蒋庆泉中弹后昏迷中被美国俘虏。和其他志愿军被俘人员一样，回国后遭打压，身负党内警告，被遣农村，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心之苦。
“我是战俘不是英雄”，一直是压在蒋庆泉心头的罪结。为了谋生，年近9旬的蒋庆泉，天天上街卖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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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村人。20岁时加入了解放军。1952年入朝作战，被分配在23军67师201团5连担任步话员。
1953年4月18日，他参加了石岘洞北山守卫战，全连全部阵亡，只剩任步话员的他和10多个伤员，自己被美方一发炮弹把震昏死过去。醒来时已躺在美军医院。
战地记者洪炉为此写出报道，蒋变身为英雄王成出现在银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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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蒋被战俘，回国后被接受审查，他每日需认罪写检讨。
从此以后蒋庆泉再也不提那段“风彩”的经历，包括自己的媳妇。
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影片中王成和那句“向我开炮”举国上下人人皆知。但蒋庆泉看到这部电影时，全身颤栗，掩面大哭。但他却不敢提起自己的那段经历。
1966年的文革中蒋庆泉的档案被造反派翻出，蒋庆泉被说成是叛徒，经常被拉去批斗。直到1981年，有关部门宣布了取消对他的处分。
直到2010年，当年报道“王成”原型的战地洪炉找到了蒋庆泉，此后蒋庆泉的故事开始为外界所知。
蒋庆泉被当成招商“招牌”
自从“英雄王成”真人现身后，蒋庆泉一下子成为舆论的焦点，各地电视台纷纷请他登台亮相；锦州地方政府也利用他做招商引资的“活招牌”，未进大岭村即见路边及天桥上有巨幅广告，上书“战斗英雄在大岭 向我开炮第一人”。
但“志愿军英雄”的美名并没有给蒋庆泉带来任何实惠，尽管地方政府打着他的旗号大作宣传，也从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相反对他到外边诉说过去几十年的遭遇还指责有加。
蒋庆泉现在住的是20年的老房子。每到集日就推着一辆生锈的三轮车，拉着老伴去集市上卖用一针一线缝制的、一元钱一双的鞋垫，来补贴家中油盐酱醋的开销。
蒋庆泉在不出门的时候，就在家写回忆录和一些打油诗：“疆场吾失态，友失我还在；失阵陷囹圄，战俘名声坏。”
2011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老人的健康。2010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时，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上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蒋庆泉与王成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立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蒋立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蒋立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立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立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立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立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洪炉的老作家，他曾是23军《战地报》的记者。
蒋立随后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2000年左右，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美军，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洪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已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寻找蒋庆泉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
但近10年过去，蒋庆泉仍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而此时的蒋庆泉，每天刚蒙蒙亮，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蒋庆泉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
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留言后，整整4年，蒋立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蒋立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陆洪坤找到蒋立的电话十分偶然。
在朝鲜战场上，蒋庆泉和陆洪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人都是通信连的步话机员。这个连是23军67师直属通信连，只有在战斗中，步话机员们才被分派到参战的营、连甚至排级单位，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呼叫、指挥炮兵进行定点轰击。
陆洪坤的位置在201团指挥所，与前线的蒋庆泉通话。他亲耳听到了步话机中蒋庆泉嘶哑的喊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立的电话。
洪炉的文章是2000年的时候发表在《解放军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的，后来被网络论坛转载。八年过去，早已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但“陆洪坤”三个字还是被搜索到了，而且非常巧合的是，4年前，蒋立恰恰在这个页面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同住一间屋的老战友。
通过蒋立，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立当时也在锦州家中，据他回忆，他俩交谈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
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立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蒋庆泉忆当年
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立终于听到父亲蒋庆泉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美军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美军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蒋庆泉回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被俘回国后被审查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根据曾任193师政委、参与志愿军战俘回归事宜的贺明少将了解，6064名归来人员中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120多人保留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
但是，无论是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还是国内的宣传材料，都曾记载他们在战俘营升五星红旗、以血肉之躯与坦克机枪对抗的事情。
绝大部分人在审查的压力下，违心地上纲上线、承认“右倾保命”、“丧失气节”等情节。1954年4月，除部分营以上干部转业外，大部分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根据蒋庆泉的档案，他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政治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
回乡后，蒋庆泉取妻生子，本本分分地务农，亲人和乡邻都只认为，他是个普通的退伍兵，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内心波兰汹涌的隐秘历史。1965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蒋庆泉一下子就在银幕上的王成身上，认出了当年的自己。
“文革”中，蒋庆泉的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冲击。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元钱，如今，蒋庆泉每月可得老兵补贴800多元，每年还有1000多元的医疗费。
蒋庆泉现在和二儿子住在一起。这个东北乡村的普通农户家里，只有一台电视。二儿子看起来有些木讷，通过土地微薄的收入与大哥一起负担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大儿子蒋立是葫芦岛一所小学的教务人员，妻子是中学的老师，家里有个正上学的儿子。他们像普通城市居民一样有自己的生活和压力。几乎每周他都会坐长途车回去看蒋庆泉。
2010年，洪炉找到了蒋庆泉后，“王成原型找到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面对采访者，蒋庆泉仍纠结于自己曾经的俘虏身份。“我也不承认自己是王成。我就说，我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狗熊；我曾是俘虏，但我绝不是叛徒。”
每逢集市，蒋庆泉依然会和老伴去离家二里地的集市卖鞋垫。出发前，蒋庆泉要将几百双鞋垫搬到家中那辆已生锈的三轮车上，用麻绳捆好，然后招呼老伴出门。
被俘的屈辱感一直困扰着蒋庆泉。这使他对今天所得到一切都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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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太长了，我看你脑袋都疼。
歇歇吧。 研究这么多没用的，我弱弱的问一下，能赚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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