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 上午还在向领导汇报工作,下午就被裁掉,不论是工作8年的老员工还是不满一年的应届生,失业来得猝不及防。遭遇无情裁员后,他们对互联网大厂的信任和崇拜瞬间崩塌。凤凰网《在人间》为您讲述了一群被裁掉的大厂打工人的故事。
编辑|张茜
3000多元一瓶的赫莲娜白绷带面霜用完了,杨艳打算到专柜续上。在商场闲逛时,她意识到自己刚被裁,为收入骤停和未来发愁,突然舍不得买了。正巧走到屈臣氏开架前,她看到标价159元的法兰琳卡乳液,顺手付款。翌日,她准备去一家公司面试,在梳妆台前抹完乳液的脸泛起油光,“粘了吧唧的”,烦躁又失落。好不容易收拾体面,一路杀到复试后,对方听她报的每月3万元理想薪资,没再来消息。
去年10月,杨艳被一家To B(面向企业客户)的互联网传统企业裁员,42万年薪成为过去式。原本她认为,To C(面向消费者)互联网公司已经在走下坡路,To B兴许还有机会,没想到最后还是与其他在大厂的朋友一样遭遇被裁员。高速扩张时砸钱招聘、市场遇冷时收缩裁员,已经成为大厂的生存惯性。近年来,在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叠加疫情的影响下,不少互联网大厂纷纷裁撤边缘项目,聚焦回主营业务。
据网信中国统计,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中旬,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12家企业总离职人数为21.68万人。或许,其中不少是被裁掉的职员。裁员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动荡,影响员工的现实生活,乃至令他们对互联网的信任和崇拜崩塌。杨艳被裁后就感觉,自己“只是大型机器运行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像洗衣机里的衣服,被揉拧干了甩出来后,失去了重心和秩序。兼顾收入失控的生活,他们不断降低预期,寻找内心的自洽。
被裁时,懵了1月初的一天,正在上班的赵雪菲突然收到开会通知。她带上手机、本子和笔,跟着部门十来位同事走进大会议室,心里直犯嘀咕:这样的全员会议可不常见。进会议室前,她瞥见领导在会议室外徘徊,“是不是我们的项目黄了?”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很快,领导进门,宣布“大家可能都要被裁了”,她脑袋嗡了一声,感觉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在赵雪菲的认知中,互联网大厂是个好去处,扁平、福利好、充满可能性,她几个优秀的朋友都在大厂。去年,她从国外一家知名大学毕业,就业简历无一不是投向了互联网公司。通过熟人内推、过五关斩六将的数轮面试,她才踩在春招的尾巴上如愿进入一家主营社交媒体业务的二线互联网大厂,成为部门年纪最小的00后。去年底,团队还计划结合火得发紫的“元宇宙”概念大干一场,没等到施展拳脚的一天,裁员的消息却率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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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员不久,周腾飞的朋友圈
裁员的浪潮不仅席卷互联网
宇宙中心西二旗,杨艳在8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也感受到了寒意。去年10月的一天早上,她刚到办公室,在微信上找领导汇报工作。领导反常地叫她去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两人面对面坐着,领导直截了当地问:“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你每天花多少精力在上面?你在工作中有思考吗?”一连串的问题直接把杨艳问懵了,杨艳感觉到某种不确定。领导补充道:“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当天是周五,周末杨艳就到公司收拾完东西,一刻也不想多待。要好的同事知道她被裁后,帮忙打包物件,其中一个升降桌很沉,是杨艳为方便伏案添置的。工作多年,她的颈椎一向不好。在此之前,杨艳从未想过遭遇裁员,更没想过那之后,她的就业难度呈几何级增长。
被裁前,干劲十足
杨艳家在辽宁铁岭,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她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鲜少规划甚至想象未来。大四那年,同学们纷纷找好工作或决定考研时,她连一场招聘会都没去过。2007年夏天,刚毕业的杨艳应同学之邀到北京旅游。正巧得知一家日企在招聘前台,就去面试,最终在群面的十几人中脱颖而出,月薪2500元。她还没正儿八经瞧过北京就上岗了,工作地点在建外SOHO。那时的杨艳只觉得北京繁华,街上无数衣着光鲜、步履匆匆的白领,在高大的写字楼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她渴望成为其中一员。杨艳穿着廉价职业装帮领导订机票、收发快递,踩着磨脚的粗高跟鞋到处跑,下班出地铁还要走15分钟才能回到偏僻的出租屋。白天贴在脚后跟的创可贴,下班后常常已经不在脚上。四个月后,杨艳换了份工作。她喜欢文字,转而去给移动和联通编写微内容,积累了三年经验。后来流行飞信,她又跳槽去飞信从事内容运营,一干又是四年。多年的经验积淀,工资也水涨船高。2020年她跳到大厂后,年薪42万元左右。即使没有理财习惯,日子也过得相当滋润,买几千块的护肤品轻轻松松。自从买了更昂贵的品牌鞋后,磨脚的毛病没再出现过。周腾飞比杨艳晚三年到北京。他是河北人,80后,学生时代就爱鼓捣。
90年代条件有限,他在小霸王学习机上自学机器语法,年纪轻轻就创建了自己的Flash网站。随着优酷等头部视频网站的诞生,高成本的Flash生存空间被挤压。周腾飞放弃了创业,孤身一人从石家庄坐火车到北京,看着天空的色彩因雾霾的减少而逐渐明亮起来。彼时,电商正疯狂扩张。他从凡客起步,学到了自学接触不到的语法知识,生活充满干劲。慢慢地,周腾飞带起了一个小的研发团队。有天早上,他通宵在公司上线完产品,回家后正在洗澡,一通电话打来要求他回公司改漏洞。周腾飞顾不得身上没冲干净的泡沫就出门,等再次回到家,身上的香皂泡已经干得像爽身粉。凡客出现供应链问题导致公司遇到瓶颈,周腾飞顺势跳到乐蜂网,干了两年。进大厂的机会来了。2014年,BAT等知名互联网公司像一台台膨胀的机器,以高薪、健全的福利和广阔的上升空间吸引无数打工人投身于此。周腾飞不记得给这家在国内的一线互联网大厂投过简历,但对方确实找上了门。他当时还有另一个机会,在一家小公司产品任职总监,岗位各方面与大厂P5不相上下。为发展前景考虑,他毅然选了大厂,“那时它的名声还是很好的。”周腾飞喜欢在公司食堂吃早饭,早早来碗粥或豆腐脑,像回到家里总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自己的时候,很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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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后,何去何从杨艳被裁8个月前,刚和前夫协议离婚。前夫提出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收入尚可的她压根没当回事儿。被裁后,收入静止了,开支却一样没少:每月房租6000元、每月孩子乒乓球培训费3000元、不固定给父母的5000元生活费、吃的用的一样样压在杨艳身上。“N+1”的赔偿并不能带给她太多安慰。工作找得也并不顺利。杨艳36岁了,大龄、离异带娃、还不是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经常遇到“额外的关切”。面试时,她总被问“还要不要二孩”?她解释自己刚离婚,引来更多问询——为什么离婚?孩子归谁?你照顾得过来吗?面试的热情随即被浇灭大半,随之而来的是日渐垮掉的身体。有段时间,杨艳后背疼且严重失眠。医生说,这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今年1月,北京下雪,那段时间孩子在老家父母帮带。杨艳一人在家,体温飙升到39度6,“倒杯水都费劲”。她害怕自己在家晕过去没人知道,但下意识地还考虑“要省钱”。她叫的滴滴排到70多位,不得已打120,花了四五百元。躺上车时,她已经迷迷糊糊。那段时间,杨艳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身体不行,婚姻没了,事业一落千丈”。她经常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刷Boss直聘,每天将50个岗位投满,再去社交网站上浏览陌生人被裁的遭遇。“他们有老公,有收入,还有房子。一些年轻人也被裁,但他们年纪小,在我看来都没我惨。”杨艳试过降低预期,到体量一两百人甚至20来人的公司,但总感不适。在大厂,她只需管产品运营的一亩三分地,但去到小公司,文案、产品宣传,甚至审核合同的工作都要做。而退回老家发展,当地5000元都算高薪,她没法接受这么大的落差。杨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人生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幸好,杨艳有位朋友在创业初期,见她离职,邀请她一起做进出口贸易。杨艳主要负责IP形象设计、自媒体运营方面。闲下来时,她也给一些公司写文案或产品宣传,慢慢忙起来,生活逐渐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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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猝不及防的裁员风波后,三人纷纷劝年轻人“别去互联网大厂”。杨艳和赵雪菲更决绝,有机会也不再回去。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为化名。)
凤凰网 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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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头陀,我还是喜欢你发 俄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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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员=崩溃药丸
美日裁员=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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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无限印钱 p民吃着低保逛着零元购 压力不大....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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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核动力印钞机无限印钱终于搞出了滞胀
不得已现在必须加息缩表牺牲掉股市去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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